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学龄前儿童所占的比例相当大，而且呈现上升趋势。2005至2010年，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数量增加了49%，达到了2340万。在所有留守儿童中，学龄前儿童占比超过38%（Duan et al., 2013）。由于幼儿期是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影响着整个人生的人力发展积累，父母如果在子女一成长时期外出务工可能会对他们长远影响（Knudsen et al., 2006）。World Development最近发表的文章The impacts of maternal migration 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aged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聚焦母亲外出务工对学龄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尽管许多研究发现，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缺席对认知发展有很大影响，但结果却不尽相同，这些结果包含了两种不同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hen et al., 2009; Roy et al., 201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增加，导致教育投资率更高（Ambler et al., 2015; Antman, 2012; Edwards et al., 2003; Lu et al., 2011; Malik, 2015; Yang, 2008）。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照顾（Lahaie et al., 2009; Ye et al., 2011）或增加了做农活和家务的时间（Chang et al., 2011），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存在负面影响（Meyerhoef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4; Zhao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4）。

在儿童发展早期母亲外出务工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聚焦学龄前儿童的文献很少。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养育和充足营养对儿童认知发展至关重要（Aboud et al., 2013; Bai et al., 2021; Luby et al., 2012, 2016; Luo et al., 2015, 2019）。由于母亲通常是主要的照养人，也往往是第二位外出外出务工的家长，所以主要的照养人的责任一般由祖父母承担。各代人对分配家庭预算和对儿童的物质投资类型有不同偏好（Chang et al., 2011; Meyerhoefer et al., 2011），因而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照养人的做法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复杂和不确定的（Wang et al., 2015; Yue et al., 2020；Tan et al., 2010）。

对中国及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来说，理解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对了解人力资本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有重要启发。现有相关文献已经基本明确了一个国家儿童早期发展情况和未来人力资本发展之间的相关性（Heckman et al., 2010; Hübenthal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3）。然而，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婴幼儿的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在3岁时已高达50%（Luo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9; Yue et al., 2020），还有少量研究发现3-6岁儿童的认知发展滞后的风险也很高（薛勇 等，2015；周亚萍 等，2009）。考虑到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母亲外出务工的比例正在增加（Cortes, 2015; Mu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3），母亲外出务工导致的子女认知发展滞后对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潜在长远的不利影响。

该文使用五期面板数据集研究母亲外出务工和学龄前留守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三个方面补充了相关文献。首先，虽然已有文章分析了母亲外出务工对0-3岁婴幼儿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表明生命早期（3岁前）认知发展滞后可以在后期得到补偿，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的初始差异可能会减少或消除，这种现象被描述为“消退（fade-out）”或“追赶（catch-up）”，或者二者兼而有之（Abenavoli，2019；Bailey eta al., 2017）。因此，仍有必要探讨儿童升入幼儿园以后的影响。第二，面板数据集不仅能够确定母亲外出务工和认知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还能检验因果关系。第三，该文采用两种测量儿童认知发展的“黄金标准”，即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一版（BSID-I）和韦氏幼儿智力量表第四版（WPPSI-IV）。使用这两种广为使用的客观性测量方法，不仅可以描述中国农村儿童的认知发展情况，还可以避免主观型量表存在的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和回顾偏差（recall bias）引起的估计偏误——这在使用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观测量时很难排除。当认知发展是通过主观测量，如年龄与阶段问卷（Ages & Stages Questionnaires, ASQ），不同的照养人往往会在不同的方向上高估或低估他们孩子的认知发展，特别是在估计母亲外出务工的影响时。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所在项目组对陕西南部1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儿童和家庭进行的追踪调研。2013年陕西人均GDP在31个省中排名第19位，人均收入为6503元。在进城务工比例和留守儿童比例方面，该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其他农村地区具有可比性（Duan et al., 2013）。项目组将11个县所有174个乡镇都纳入抽样框，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两个村[1]，之后从村委会和乡镇卫生院获得过去12个月中所有登记的新生儿及家庭作为样本。在2013年的初始基线调查之后，项目组以6个月为间隔进行了三轮追踪调研。2017年，当样本儿童49-65个月大时，开展第四次追踪调研。

[1] 计划将有348个村庄纳入样本。然而，基线调查时个别村庄没有足够符合条件的适龄婴幼儿，因此项目组随机调查附近其他村庄。

下图展示了样本家庭主要照养人是其母亲、祖母或其他人的儿童所占的百分比。五轮调研中，母亲是主要照养人的儿童比例从83%下降到61%，30%的母亲在其孩子长到50至63个月大时外出。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母亲外出务工与学龄期儿童认知发展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说，母亲外出务工使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概率增加了6%。这与Yue et al.（2020）的研究结果相似。这个结果看起来比较严重，但有其合理性。早期认知发展对养育行为和家庭环境很敏感。样本儿童在5-12月时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约16%，18个月后（23-30月龄）已至50%，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增加迅速，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现象（Bai et al., 2019; Emmers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9）。Yue et al.（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儿童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在六个月内增加了15个百分点。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儿童早期认知发展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该文还从多个角度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例如，在不控制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比较了不同外出务工行为发生前后儿童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外出行为发生之前（红色虚线左侧），不同组儿童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类似。

机制分析表明，母亲外出务工导致替代母亲的照养人与留守儿童开展积极养育活动的时间减少。具体来说，照养人用玩具与孩子玩耍的比例减少了11.6%，给孩子讲故事减少了6.2%，给孩子唱歌减少了10.8%。这些结果表明，照养人与孩子一起参与积极养育活动时间的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认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B组回归结果表明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的饮食有显著负面影响，虽然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进餐频率没有影响（吃得饱），但对最低限度的饮食多样性和富铁食物摄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本章分析了母亲外出务工对农村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母亲外出务工会降低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这一影响是由于照样人变为祖辈导致的养育行为和喂养行为的变化造成的。虽然本研究仅检查了部分中间变量，但高度一致的结果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机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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